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兩年，我到中國出差，因為客人要做驗廠前的預稽核。
通常這種預稽核我不需要出席，讓工廠端的PM幫忙應對就行了。
但那是客人一行三人，有新加入該專案團隊的專案負責人，案子又大，我只得前往。

客人那三人組，一個是年紀約50-60歲的英國人G、一位是30出頭的匈牙利人T、一位是不到30歲的印度人J，G很禮貌紳士，有點胖，但帶了很棒的駱駝奶巧克力當伴手禮，很貼心。

那是兩天的預稽核行程，第一天是文件審核，九點開始。開始的前半小時逐項檢查，G每一項細節都問得分明，還稱讚我們文件做得很好，過了四十分鐘後，他說，我們休息一會吧。

他去上了廁所，又回到座位，然後說他有點不舒服。
他坐在椅子上一會，類似說著沒事還好，但卻突然一個不穩，跌坐在地上。
我們緊張地圍過去，他臉冒冷汗，有人去打救護站的電話了，我們在等待期間問他要不要溫水，他不要，我問要不要幫他鬆開皮帶，他說好。

一會後，他說他好多了。那時救護車也來了。
他被送上擔架床，隨行急救人員問問題，問病史問用藥，我翻譯，他回了，都沒有，只有胃痛毛病。
上了救護車後，他被塞了白色藥片，他沒有說話，我坐在他身邊，後面坐著T。
我看到G藍色的眼睜著，眼眶裡都是淚，淚自他眼角滑下。

他再也沒有醒過來，病逝異鄉。

那一天，我早上只吃了簡單的早餐，直至晚上十一點，我一點都感覺不到餓，但是一直覺得很渴，我起碼灌了六瓶礦泉水，等在醫院那長長十二小時，我全然沒感覺餓，我猜那是生理機制。

我們看著鄉間醫院的醫生輪番幫G做CPR，做了好幾小時，好不容易召集葉克膜團隊後，院方問我們願不願支付那樣費用的葉克膜裝置費，隨行的客人當然沒那麼多錢，我老闆當然願意先代墊，這種事，哪可能不願意。

葉克膜裝好後，G的臉由青轉紅潤，後送到市區大醫院，我們都興起些許希望。
但，在大醫院等上幾小時後，院方說，沒辦法，器官都衰竭了。

聯絡誰來作主放棄治療？G的手機是上鎖的，我們沒辦法聯絡上他家人，沒人能作主。

很難的抉擇。我看看T、J，我們都沒主意，院方說，沒有醒來的可能了器官都壞死了。
於是我和T、J你看我我看你，默然好一陣，都點點頭。

那你們誰要見他最後一面嗎？

TJ都不想，那太難了。跟著來的還要把G送到殮房，送最後一程，他們倆遲疑著。

我較他們年長，我說，我會去。TJ見我如此，也點點頭，於是都跟著見G最後一面、一道送入殮房。

次日G的代表家屬他姐姐，拿了緊急簽證緊急飛到中國，我們那天去了殮房、去了警察局做筆錄，我翻譯筆錄內容給他姐姐，TJ對工廠其他人員代翻的筆錄信不過，又讓我去翻一次他們那邊的筆錄。

回程前，T和J分別給我個擁抱，回到台灣，接到客人總經理的來信和花，謝謝我在那樣的時候幫忙，因為TJ都很年輕很慌，真的謝謝我。

我其實心理陰影面積超大的……之後我很怕出差，真的。特別是台灣地狹人稠醫院密集，國外不比台灣，出差得帶常備藥我才放心。

次年，我差旅杜拜，在跟客人會議的上午，我大過敏，整張臉腫一倍，連聲音都消失，同行的同事說妳沒有很嚴重啦等一下就好了，我聯繫客人T告知狀況，請他們幫我買藥，T很緊急地幫我買了兩種過敏藥，我到客人公司後趕快服用，會談都只能比手畫腳，勉強發出聲音提點同事重點讓他講，我到當日下午才漸漸有聲音。

T跟我說，他嚇死了，簡直噩夢重演，他說如果我吃藥沒好的話一定會趕快讓我去醫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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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時都會想著，G最後的話，是說他只有胃痛毛病，而且是說給非親非故的人，還要透過我翻譯。這讓人感到悲傷。有時想到生命的無常，我會想到他藍色的眼，蓄滿淚那模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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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前公司的老闆娘，在人生中段的某天，開始跑馬拉松，每天四點起床跑到六點練跑。她開始跑步之後，整個人比較不那麼*%(#&$了，參加馬拉松有好成績，常常要公司大姊支出公費讓大家吃豪華便當(隨便我們選)，所有馬拉松會遇到的都是她告訴我們的，還有掛著尿袋跑的，但那點我就沒寫了。
她說，她只有在跑步時才覺得她是自由的，才鼓勵我們也一起跑馬拉松。
但我們沒辦法像她四點起床練跑，因為她每天只到公司半天早早回家…..

但其實平凡人如我們，或許沒到一個時機點，總會有偷懶的藉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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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家阿公是風水師，是來自我親人的描述，每次我們問他有沒有算過我們的命，他都只笑不語。我猜，人的命無法算的，與任何人的任何互動都可能造成蝴蝶效應，那一轉念，每個人的轉念，有各種可能，所以命運在我們自己手裡，若說算得準，大概就是性格上造成無法躲過的命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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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篇算是在疫情嚴峻期間的小抒發吧。
關於人生，我們每個人都一直在努力，就算耍廢也很努力著地我認為，我們有時開心有時難過，但日子就是會繼續這樣下去，所以讓自己好好地、自由自在地過每一天，或許就是一種成功吧。

願 大家平安順心。